FOCUS 後現代主義的吶喊

FOCUS 後現代主義的吶喊


回顧人類的過去，經歷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，生產力提高了、產品豐富了，市場全球化了；跟着，人類的一切活動也市場化了，人自己也變成商品了。人的尊嚴何在？

撰文：霍韜晦教授



首先是科學主義、技術主義與資本主義合流，形成一個天羅地網。在這裏發揮作用的是工具理性：為了保證生產，為了保證利潤，也為了保障每一個人的安全，現代人的工作和生活都不斷地規範化。表面上很有秩序，但人的空間其實愈來愈小，上班、下班、吃東西、娛樂，似乎有很多選擇，實際上所供應的都差不多。連生活環境、住屋，世界各地也漸漸同調。你住在美國、英國、歐洲，或今天的上海，你會發覺區別不大。房屋的結構、內部裝修、設備，完全可以一樣；衣服、食物更不用說了。各地文明正慢慢失去它的差別性。全球化（Globalization）不只是經濟現象，也是生活現象、社會現象的單一化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你還有甚麼選擇？

與生活同步的，是制度。當然現在我們還保留着許多不同的制度，但隨着經濟的全球化，制度亦必全球化。個人的自由亦將減弱。過去是國家體制、政治權力，由上而下。現在標舉民主、法治，同樣一大堆規則，還有程序，你必須遵守。這已經不是合理、不合理的問題，而是制度必須如此的問題。公民社會也好、社區共同體也好，個人其實沒有多少位置，你只能屈從於權力。

為甚麼後現代要反理性？我想心理因素大於實際因素，正因為現代文化已經成為巨獸，人活在其中已經動彈不得，怎能舒暢？但若要反叛，則「牽一髮動全身」，必然有爆炸性。因為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只經濟問題、社會問題，還有體制問題、文化問題和地球資源減少、環境污染、生態危機問題。這是全球工業生產帶來的惡果，也是資本主義，消費主義推波助瀾的結果。面對着這些在地球上從未出現過的困難，科學有甚麼用？理性有甚麼用？自由有甚麼用？還不是把人變成工具，把知識變成工具？

理性的虛幻

從追求知識開始，依賴理性、依賴科學，到最後被工具理性引領，被內心的欲魔奴役。我們以為自己自由，其實我們聽命於更低層次的主體。一切問題的發生源於錯認：以為憑藉理性，憑藉知識可以解決，卻不知道理性在與本能欲望的鬥爭中完全無力。它所提供的知識永遠具有不穩定的性格，而且外在，根本不能作主。它張開的網雖然無遠弗屆，但已經逐漸被人看到它的虛幻。

後現代主義的登場

理性的虛幻在於自信，二十世紀的結構主義（Structuralism）充分表現出這一觀點。結構主義相信，社會對人有決定性的作用。社會是一個完整結構，它在人類長期的文化，心理活動中積澱而成，所以社會先於個人，文化亦先於自然。作為個人，只在通過社會的整體結構才能獲得它的存在意義。這樣的思維，似乎預設了一個統一的場域和本質概念，所以後現代主義出來解構（deconstruct），挑戰理性、挑戰中心概念和本質概念，進而挑戰知識、挑戰科學、挑戰制度、挑戰理性所寫的歷史，似乎十分反叛。這一個風氣，最先尚未及於思想界，而是在文學、藝術、建築、語言方面興起，強調不確定性（indeterminacy）和內在性（immanence），隱晦、鬆散、隨意、沉默、反諷、分離、多元。從文化史的角度看，正是現代文化走到窮途必須求變的表現，也是個人的自由權利獲得釋放之後的必然歸結。

後現代主義的吶喊　　

後現代的「後」是甚麼意思呢？後現代主義與其說為一種哲學，不如說為一個號角，把沉浸在現代文化幻夢中的人喚醒。現代人活在理性、秩序、知識、制度、程序之中，好像很安全，實質上早已麻木；人性已死，自由已滅，文化如何可以再有生命力？只有把現代文化翻過來，予以批判、否定、超越，然後才能接續發展。所以後現代的「後」，不是時間意義的「後」，而是一種文化、思想，與觀念的轉換與繼承。利奧陀（Jean-Francois Lyotard, 1924-1998）曾經特別指出：「『後』字意味着一種類似轉換性的東西，從以前的方向轉到一個新方向……既然我們在開創某種全新的東西，那時鐘的指針應該被回撥到零。」（〈「後」字意義的解釋〉，《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》一書收）這就表示：後現代主義必須和現代主義分道揚鑣，另闢蹊徑而重新出發。

為甚麼要這樣？利奧陀續稱：經過兩個世紀的對立，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不能免於罪行的指控，而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進步亦無助於解決人的基本需要，正如大學中人文學科的失敗，他們提供的答案根本無法就學生所關心的問題作出反應。人文學科變成人類學，或經濟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，好像充滿知識，但對極其普通的，如「我們為甚麼活着？」的問題，也「感到敵意和無能為力」。利奧陀指出：回答這些問題，正是文化的任務（〈死掉的文科〉，見前書）。

從東方觀點看，現代文化雖然知識琳琅滿目，但卻遠離生命。教育只有灌輸知識，培育工具，充其量只能使學生「成器」，卻不能「成人」。孔子說：「君子不器」（《論語》〈為政〉），又說「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 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」（《論語》〈憲問〉）教育是教人成長，並非教人為工具，這才是教育的正道，可惜現代的大學卻完全走錯了，只懂得使用腦袋。利奧陀認為：當代的大學體制已經僵化，知性與生活分離，知識只能培育頭腦，根本不能回應意義問題、價值問題（見前書），難怪學生們都起來反抗。

研究後現代文化的人都注意到：一九六八年法國發生一場影響深遠的學生運動，由於政府高壓，導致全國學生、教師罷課，傳媒、知識分子、工會紛紛介入，最後戴高樂政府下台，法國政府宣布高等教育法改革，重新確認大學自治之原則。

這說明了甚麼？說明現行體制（大學只是一個象徵）必須接受批判，對公民的壓迫、對勞動者的剝削、知識與權力的共峙、文化的異化，當代社會已經到了一個嚴重的階段，非予以打擊、解構不可。於是後結構主義誕生了，代表人物除利奧陀之外，還有福柯（Michel Foucault, 1926-1984）和德里達（Jacques Derrida, 1930-2004）。他們把矛頭指向結構主義、指向理性、指向制度、指向權力；他們要為歷史翻案，證明近代西方思維的錯誤。

按理，這一呼聲應該是屬於人文主義的，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正是使人異化，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正是使人變成工具。撥亂反正，後現代應該對治現代文化的種種顛倒，應該更深地去挖掘現代文化的根，找出病源，讓文化回頭。

可惜，後現代主義的幾位大師，我認為，都未能做到。他們雖然能對理性傳統反戈一擊，但自己本來就活在理性文化中，如何能看到理性的虛幻呢？

本文摘自《當代文化批判》一書，法住出版社出版